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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《宋高僧传》的作者赞宁（919-1001），在《文益传》中的记录表明，文益成为法眼宗祖师的迹象并不十分明显。也就是说，法眼宗在赞宁时代，并未有真正影响。
宋真宗景德年间（1004），杨亿（974-1020）在为道原编辑的《景德传灯录》一书所撰序文中说：
有东吴僧道原者，冥心禅悦，索隐空宗，披奕世之祖图，采诸方之语录，说序其源流，错综其辞句，由七佛以至大法眼之嗣，凡五十二世也。[34]
杨亿明确标出法眼，指出禅宗源流，“由七佛以至大法眼”，一共经历了五十二代传承。这一纪录，实在是杨亿知道的情况。因为《景德传灯录》的作者道原，是文益的再传弟子，并且在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二十五、二十六，均为法眼文益的弟子及再传弟子。法眼文益俨然成为宗派之开山祖师，已隐约可见。
但最早将法眼宗作为正式流派，与前面四家流派并列提出的，应该是北宋明教大师契嵩（1007-1072），他在其《传法正宗记》中说：
正宗自大鉴，传既广，而学者遂各务其师之说，无不于是易焉，竞自为家。故有沩仰者，有曹洞者，有临济者，有云门者，有法眼云者。若此不可悉数。[35]
赞宁的《宋高僧传》是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（982）开始撰写，至太宗端拱元年）988）完成。杨亿为《景德传灯录》写序是在景德年中（1004-1007）。而契嵩的《传法正宗记》，是完成于仁宗嘉祐6年（1061）。从赞宁的《宋高僧传》中，并不能完全确定法眼宗已正式形成，到了景德年间，法眼宗似乎已有一定的影响，到了契嵩的《传法正宗记》，才正式将法眼宗提出与前面四家并列，这标志着法眼宗已逐渐趋于成熟并正式形成。
从赞宁到契嵩的记载前后历时近八十年，可见，法眼宗的行程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，至少是在文益示寂后几十年后，在他的弟子时代才正式确立和形成的。关于这一点，可从文益在《十规论》的记载得到验证。文益在《十规论》中，只提到了沩仰、曹洞、临济、云门四家流派，并对他们的禅法思想进行了概括，并未表明法眼一宗。因此，《十规论》对前面四家流派的归纳和思想概括，对了解法眼及五家流派的正式确立，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。
同时，文益在《十规论》中，对当时各家流派出现的各种禅风弊端，归纳总结为十条，并一一加以评述。可以看出，文益是有心想要改变这一风气的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这些总结性的评述，反映了唐末五代各流派禅宗教团的禅风原貌。
另外，文益在《十规论》中还提到了“天下从林至盛，禅社极多”，其中，“禅社”一词是值得注意的。中国禅宗自达摩东来300年中，禅僧多依律院或岩穴、树下而住。并未建立集中的禅宗教团。自唐代马祖道一和百丈怀海（710-814）禅师时代，才营建集中的禅宗教团，把禅僧聚集在一起参悟禅法。而文益所说的“禅社”，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考虑，文益时代禅宗教团的不同流派，在传授禅法时，是以“禅社”的形式出现的。也就是说，“禅社”的形成是文益时代禅宗教团的“禅堂”或“禅修中心”的代称。
因此，从以上分析来看，《十规论》对唐末五代禅宗流派的归纳，对了解和认识法眼宗及五家流派的正式确立，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。同时，《十规论》对唐末五代禅宗内部不同流派以及不同流派的禅风，乃至禅宗教团形式的记载，这对全面了解和揭示唐末五代禅宗传播情况及原貌，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
四、结 语
文益《十规论》的创作，是在特定的背景下进行的，正如他自己在《宗门十规论白叙》中说：
况祖派瀚漫，南方最盛，于焉达者，罕得其人……门庭建化，固有多方，接物利生，其归一揆，苟或未经教论，难破识情。驻正见于邪途，汩异端于大义，，R斯后进，枉入轮回。文益中测颇深，力排匪逮……宗门指病，简辨十条，用诠诸妄之言，以救一时之弊。[36]
从文益《自叙》中可以看出，当时禅门隆盛，达于极点，但流弊亦从之而生。文益力 [矫时弊，一一对时弊加以评述，于是才有《十规论》的创作。因此，《十规论》创作的最大 动机，就是想要纠正禅门弊端，而造就真正的禅门宗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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