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另外，当时流行用歌颂的形式，来表述自己内心对禅法领悟的风气。文益对此也作了评述。在文益看来，歌颂只不过是方便手段而已，通过这些方便的形式，来协助佛法道理的传播和表达自己对禅法的领悟。因此，文益指出，“宗门歌颂，形式多般……假声色而显用，或托事而伸机，或顺理以谈真，或逆事而矫俗”。宗门作歌颂与普通作歌颂的意义是不相同的，宗门作歌颂，一方面要通晓声律，否则落于俗套。一方面要通达义理，否则所作歌颂被后人传颂，是会贻误后学的。古人以诗言志，就是通过诗歌来抒发自己的感情。宗门作歌颂，是借以表达自己禅悟的境界以及对佛教义理的理解。文益本人并不反对作歌颂，他自己也写了大量的歌颂并流传后世[26]。但一定要知道，禅法学人只是通过歌颂这种形式，来传播佛教义理以及表达自己内心领悟的禅法而已，不能为歌颂而歌颂。
从以上文益对参悟禅法必须通达佛典，亲近善知识又不能死守教条，作歌颂但必须目的明确等方面的评述来看，文益想要协调参悟禅法与经教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，是十分明显的。由此也可以看出，文益的禅法思想中，“禅教一致”的主张，是贯穿始终的。
(三)宗风圆融
“宗风”，禅宗特殊用语。禅宗自唐末五代，形成各种不同流派，这些流派中，历代祖师禅风相承，形成所谓不同的门庭施设(接引学人的方法)，乃至传法方式也有所不同。后世遂把不同流派间的门庭施设及传法方式的差异，说为是各自流派的“宗风”。因此，简单地说，所谓“宗风”，就是不同流派间的鲜明流派特色而已。
其实，不同流派间虽然有门庭施设及传法方式的不同，但是，在遵循禅宗基本宗旨的原则上是不应该有差别的。因此，文益指出，“祖师(菩提达摩)西来，非为自有法可传。以至于此，但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岂有门风可尚者哉!然历代宗师，建化有殊，遂相法讼革”。在文益看来，那些所谓门庭施设等差别，都只是各流派历代祖师的善巧方便，以巧妙的方法接引学人，如何在禅修的过程中进行修持。在遵循“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”禅宗基本宗旨的原则上却是一致的。
文益又指出，自慧能、神秀(606—706)之后，由于宗师见解有所不同，历代形成了不同的流派，如先有南北二宗[27]。南宗慧能门下出南岳怀让(677—744)、青原行思(?一740)，青原行思门下出石头希迁(700—790)的石头宗，从南岳怀让门下出了马祖道一(709—788)及其江西宗。从这两支下，“各分派列，皆镇一方，源流滥觞，不可弹纪”。其中有名者，如“德山、临(原奉作林)济、沩仰、曹洞、雪峰、云门”等，各有“门庭施设，品下高提”。但是，各流派形成以后，到了其弟子时代，“不知大道无方，法流同味，”将各流派一致的禅宗基本宗旨抛在一边，过分强调各自流派的宗风，以致形成“斗争以为神通，骋唇舌作三昧，是非等起，人我山高”的局面。
同时文益在《十规论》中还指出：“天下丛林至盛，禅社极多，聚众不下半千”。意思是说，各地寺庙看起来十分兴盛，弘扬禅宗的禅堂（禅社）也不少，以寺庙禅堂为中心的修学者也很多，但真正知道如何参悟禅法的人，是很少的。其中“或有抱道之士，洁行之人，肯暂徇于众情，勉力少于祖席。会十方之兄弟，建一处之道场，朝请暮参，匪惮劳苦。且欲续佛慧命，引道初机”。而绝大多数人，只知道妄为人师，在传法及引导弟子的过程中，“护己之短，毁人之长”，迷惑世人，虚张声势，其实尽是在败坏佛法，而毫无惭愧之心。在文益看来，这实在是宗门之不幸，应提高警惕。这种局面如果任其发展，对禅宗的整体传播是十分危险的。
有鉴于此，文益对各个流派的门庭施设及宗师传法风格，进行了扼要的概括。他说：
凡为宗师，先辨邪正，邪正既辨，更要时节分明。又须语带宗眼，机锋酬答，各不相辜。然虽句里无私，亦假言中辨的。曹洞则敲唱为用，临济则互换为机，韶阳则涵盖截流，沩仰则方圆默契，如谷应韵，似关合符。虽差别于规仪，且无碍于融会。
在文益看来，各流派的宗师，在传授禅法的过程中，一方面必须把握禅宗宗旨（辨邪正），另一方面又要根据不同根机的弟子，巧妙地运用各种方便，通过老师与弟子间充满机锋而又和谐的问答，启迪弟子们对禅法的领悟。在此基础上，曹洞宗则是“敲唱为用”，重视老师与弟子剑的主宾地位，是以对诸法实相的认识程度为中心的。教导弟子是采取因根机不同而分别教导的方法。云门宗（诏阳）则是以“涵盖截流”为方法来教导弟子。所谓“涵盖”，即是“云门三句”[29]的第一句“涵盖乾坤”，意思是说宇宙万有都在一实相中显现。所谓“截流”。即“云门三句”的第三句“截断中流”，意思是说引导学人如何在当下一念之中，断除世俗的情欲、观念乃至思维而契证诸法实相。沩仰宗则是以“方圆默契，如谷应韵。似关合符”的方式来启悟弟子，要求老师与弟子在问答之间，必须配合默契、协调。
4/8 首页 上一页 2 3 4 5 6 7 下一页 尾页 |
随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