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从以上的分析来看，“顿悟心地”成了生死轮回和超凡人圣的分水岭。由此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在参悟禅法的过程中，文益是十分重视禅宗“顿悟心地”这一根本宗旨的。这是文益禅法思想中最闪光的环节。
(二)参悟禅法必须与经教协调
佛法不同于普通学问，那就是佛法是十分重视宗教修证的。但一切众生在修证佛法的过程中，是需要掌握一定方法的。而这种修证方法的获得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按照佛法的观念，有情众生无明的习惯势力很大，要想获得修证方法，必须依靠听闻记录佛陀说法的经教。因此，佛教自传人中国，进入南北朝以后，就出现如何处理修证与获得修证方法(听闻经教)关系协调的问题。
首先要指出的是，中国佛教发展到唐末五代时期，则形成以禅法修证来代表佛法修证的局面，这就是常说的“宗门”；与此相对应的重视经教研究的宗派则被称为“教门”：因此，早期佛法修证及如何获得佛法修证方法(听闻经教)的问题，就成为参悟禅法的“宗门”与重视经教研究的“教门”的关系如何协调的问题。
关于这一点，必须明白的是，“宗门”与“教门”的关系，本是相辅相成的。参悟禅：必须以经教作为指导，而经教研究必须靠参悟禅法来实践。经教研究是参悟禅法的工工参悟禅法是经教研究的验证。正如菩提达摩(?一536)在《二人四行论》中指出，参悟禅法必须“藉教悟宗”[22]。在菩提达磨看来，“悟宗”必须依靠“经教”。也就是说，要想领悟到佛法的真正宗旨，必须要依靠语言文字作为辅助力量。后世将语言文字这种辅助性作用，喻为是引导人们认识月亮的手指[23]，把语言文字这种辅助性的作用说得更加形象。菩提达磨的这一主张，可以说是为以后参悟禅法与经教研究的关系如何协调指明了方向。而禅宗后来的学人，对参悟禅法与经教研究的关系的处理，有时是不恰当的，甚至有矛盾的倾向。
比如唐代中期，禅宗内部也面临这种关系如何协调的问题，宗密大师(780—841)在其《掸源诸诠集都序》一书中，提出“禅教一致”等十条‘’‘’来协调禅法修证与经教的关系。如果这种关系处理不协调，对于整个修证佛法来说，都是极大的障碍。到了文益的时代，这一关系如何协调，仍然纠缠着禅法修证的行者。有的修学禅法的人，出现对经教乃至语言文字轻视或者执著的弊端，文益对此一一加以评述。
在文益看来，禅法修证与经教关系的协调，表现是多方面的。文益在《十规论》中，对通教典、明佛理等禅法修证与经教关系相关的范畴，都一一作了说明。 在文益看来，参悟禅法必须以通达教典为基础，禅宗学人只有通达教典以后，才能“明佛意”、“契祖心”，乃至获得参悟禅法的方法。因此，通达教典只是为了能准确掌握参悟禅法的方法而已。文益指出，如果参悟禅法的人不通达教典，只局限于“守宗风”的话，那就“如辄妄有引证，自取讥诮”。但是，如果仅以通达教典为目标，而忽略参悟禅法，又不免“尽是数他珍宝”。所以，文益警诫参悟禅法的人，“后进之徒，莫自埋没，遭他哂笑，有辱宗风”。由此看来，在参悟禅法与通达教典的问题上，文益是主张，禅法参悟必须以通达教典作为前提，而通达教典必须为参悟禅法服务，其中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意思，是十分明显的。
文益还指出，“夫为参学之人，既入丛林，须择善知识(老师)，次亲朋友，知识(同学)要其指路，朋友贵其切磋”。就是说，参悟禅法的人还必须亲近善知识，老师可以对参悟禅法进行指导，同学可以相互促进禅法参悟。因为，许多老师和同学，在参悟禅法的过程中，总结有丰富的经验，他们可以具体指导在禅法参悟上如何用功夫。这对参悟禅法的人是一种难得的锻炼(淘汰)。如果参悟禅法的人，不经过老师的指导和同学的切磋，不经历一番锻炼，结果只会“臆断古今”，不明白古人参悟禅法的方法，而产生错误的理解。可见，文益是主张参悟禅法必须有师承传授的，这样，才不致于错解“古今言句”。但是，文益进一步指出，“学般若之人，不无师法，既得师法，要在大用现前，方有少分亲切，若但专守师门，记持露布(死守教条)‘’‘’皆非颖悟，尽属知见”。意思是说，参悟禅法的人，虽然要追随老师学习，但不能恪守和只记住老师的语句，要把老师教导的方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自如，用平时学到的禅法宋指导生活，让生活充满智慧和光明，才算是真正掌握参禅的要领。所以，文益指出，“真丈夫材，非儿女事，切忌承言滞句”。由此看来，文益一方面告诫初进学习的人，既要追随善知识学习，在善知识处得到锻炼，另一方面，又不能执著老师所说的语言文字。足见文益仍是在协调参悟禅法与语言文字的关系。
3/8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|
随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