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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面所讲的那些故事，有多少是真实的，我们无从深考，也无须深考。但是，在这些故事中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佛教内部的一些斗争情况。这个斗争，主要的是，受佛教僧侣排斥的人和僧侣的斗争，是下层僧侣以及在寺庙中服务的人和上层僧侣的斗争。弘忍认为，慧能是边疆的人又是少数民族，不能成佛，可见边疆的人和少数民族是受佛教僧侣排斥的人。慧能的回答批判了这种排斥和歧视，但他还没有取得僧侣的资格。仅只能在弘忍寺院中作为一个劳动力，作些体力劳动，但是，他却成为禅宗的第六代祖师，这是对于上层僧侣的嘲笑。神秀是当时寺院中最有学问的“教授师”，自以为必定可以得到继承权，慧能一个字不识，但是得了继承权，这是对于有学问的僧侣的嘲笑。弘忍把衣、钵传给慧能，但又叫他马上离开寺院逃走，继承什么呢？衣是一件衣服，钵是和尚化缘用的饭碗，衣、钵是继承权的象征。说是继承佛法，实际上也是继承寺院的财产，所以争夺很激烈，哪个和尚得了继承权，在他的权威还没有树立以前，就有被杀害的危险。
上面所说的故事，所反映的情况，就是禅宗兴起的社会背景。它是有反抗的这一面的，这种反抗，也是隋、唐之际的农民大起义在佛教内部的反应。这种反抗形成为佛教内部的改革运动。但是，这种改革，主要是佛教内部的事情，对于人民说，并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，它打倒了佛教经典的权威，但是，代之而起的是禅宗“祖师”们的语录的权威。他们教学生所说的话，以及他们在教徒弟的时候所采取的某种动作（他们往往以某种动作，例如打学生一拳，一棒，或大喝一声，取代语言）都载入语录之内。《六祖坛经》，本来是慧能的语录，但也被尊为“经”。他们破坏了原来寺庙僧侣的等级制度，而代之以他们自己的等级制度。他们还是有他们自己的寺院，有他们自己的财产，对于财产权的争夺，还是很激烈的。如上面所说的那样，他们自己中间又分成许多宗派，期间的分歧、争论、排挤，仍然是很激烈的。
禅宗的语录的特点是，它不用翻译佛经典所用的那种翻译文体，也不用魏晋隋唐那种骈体文言。它能够用当时的通俗易懂的白话，把佛教和佛学的中心思想简明扼要地表达出来。这是中国佛学的发展进入第三阶段的特征，也是禅宗所以广泛流行的部分原因。
神秀和慧能的这两个偈，是禅宗中的重要文件，其内容是互相对立的。神秀所说的是原来的佛学，一棵菩提树，一个明镜台，表明他所说的心是个体的心，他认为对于这个心，要“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”慧能否定了神秀的偈，提出了“本来无一物”这五个大字，否定了神秀关于个体的心的说法。弘忍对于这两个偈都作了评论。他认为神秀仅只是进了佛学的大门还没有进入二门，距离“五藏菩提”还相当远。弘忍对于慧能的偈，也没有完全肯定，认为慧能“亦未见性”。怎样才是见性呢？他没有说，但是《坛经》在后面所说的那几个“何期”作了回答，慧能悟到这几个“何期”，有了这几个“何期”，他就见性了。这个“性”是宇宙的心。如果把这两个偈与上章所讲的教门中的那几个宗派联系起来看，神秀的偈相当于大乘法相教，慧能的偈相当于大乘破相教，他所悟到的那几个“何期”，相当于一乘显性教。从哲学上说，神秀所讲的是主观唯心主义，慧能所讲的是客观唯心主义。后来禅宗成为南北二宗，神秀是北宗的领袖，慧能是南宗的领袖。在历史上，这两宗也可以照着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划分。据说慧能在广州的时候，在一个寺院听人讲经，其时有风，吹动了旗杆上的幡，有的人说是风动，有的人说是幡动。慧能说：“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。”（《坛经?自序品》）“仁者”指对面说话的人。
曾有许多人根据这个故事，说慧能的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，它当然是唯心主义，但是不是主观唯心主义还需要讨论，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区别之一，在于承认或不承认有一个公共的世界。不承认有的是主观唯心主义，承认有的是客观唯心主义。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中，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克莱有一个公式：“存在就是被觉知。”比如说，在这个房子里，有一张桌子，这张桌子所以存在，就是因为有人看到它，如果没有人看到它，它就不存在了。这个论断的真假是很难用经验证明。据说有一个人，想证实这个论断，在半夜里，从一间空屋子的窗户往里面看，看其中的桌子是否存在。这个办法，并不能证明里边的桌子在没有人看的时候是否存在，因为他这么一看，就是一个觉知。贝克莱被认为是哲学史中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，特别在中国是如此。其实，贝克莱并不否认有一个公共世界，他也承认在一个空屋子里，虽然没有人觉知，其中的桌子仍然存在，因为照他的说法是由上帝觉知的。山河大地等等公共世界是依靠上帝的觉知而存在。从这一方面说贝克莱的哲学也是客观唯心主义，他的存在就是被觉知的理论，是他用来证明上帝是存在的。严格地说真正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是不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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