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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代表修行的目的，最终的觉悟解脱，文殊象征佛的智慧，普贤指代具体的修行实践。在整个修行过程中，不能“滞一法”，即不能对其中任一个或专重或专轻，即不可偏废。因为，佛果、佛智慧和作为佛智慧体现的各种实践法门，是贯穿于整个修行过程的，此“三法为始终之体”。三圣之所以能被结合在一起，关键就是在“体”相同上。
李通玄专门详细分析了对三者有偏废的危害：
三身一时，法合如是，废一不可。若废文殊存普贤，所有行门属有漏；若废普贤存文殊，所证寂定是二乘；若廢佛存文殊、普贤，佛是觉也，无觉者故。以是义故，三人不可废一，若废一，三不成故[25]。
这种从宗教修行角度的分析表明，在整个修行过程中，偏废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获得解脱，所谓“若废一，三不成”。等于说，偏废其中任何一个即等于偏废了一切。在李通玄看来，“三人一体，寄安五位，用接凡迷”。[26]在修行的五个阶段（五位）中的每一个阶段，都有佛果、佛慧和佛行的统一。
从当时华严学发展的状态观察，这种不可偏废说是直接针对华严学僧而发的。从用普贤行和佛果概括《华严》到用三圣概括，这个转变的特点是抬高文殊的地位。李通玄指出：
以文殊主法身根本智之妙慧，为一切诸佛启蒙之师，有一切处文殊师利，亦乃一切众生皆自有之，皆从此法初入圣智也。[27]
以文殊代表佛的“妙慧”，并把它作为“入圣智”之“始”，这种观点不是李通玄的创造，早期研究《华严》的地论师就是这种认识，华严宗人也接受了这种认识，并运用它说明多方面的问题。但是，以同样的认识立论，却有不同的结论。李通玄把文殊视为佛“妙慧”的象征，便抬高文殊的地位，把它与佛、普贤并列。智俨则因此贬低文殊，认为文殊：
虽复始起发于妙慧，圆满在于称周，是故隐于文殊，独言普贤也。[28]
法藏也不否认文殊象征“妙慧”，但他全盘接受智俨的观点，认为：
夫华严宗旨，其义不一，究其了说，总明因果二门，因即普贤行愿，果即舍那业用。[29]
专用普贤象征“因”，完全抛开了文殊。李通玄的三圣不可偏废说，首先就是针对这种观点而发。
李通玄把三圣并列，要说明三点：其一，三圣代表佛教的全部；其二，文殊与普贤相对于佛是完全平等的；其三，它们各有分工，共同组成一个整体。为了说明这三个方面的问题，李通玄进行了繁琐论证，既有牵强附会，又有结合佛学、儒学的理论分析。概括起来，有三个方面：
第一， 用三宝说明三者关系。李通玄指出：
如《华严经》三宝者，佛为佛宝，文殊为法宝，普贤为僧宝，是古今佛之旧法故。若合既一切皆同。[30]
“三宝”原指教主释迦牟尼（佛）、教义（法）和出家信徒（僧）。三者的完备，标志了佛教的建立。后来，其中的“佛宝”含义广泛，可以指一切佛。用“三宝”概括全部佛教，的确是“旧法”。李通玄则用三宝比附一佛二菩萨的关系，即是用三圣概括全部佛教，而不是仅仅概括它的全部教义。
第二，用因果说明三者关系。李通玄谓：
佛表果德无言，当不可说、不可修、不可得、不可证，但因成果自得；文殊因位可说，以此说法身果德劝修；普贤自行可行，行其行海，充满法界故。用此三德，将为利乐众生。[31]
佛果是佛的境界，离言绝相，不可言说。可以言说的只是文殊的“慧”和普贤的“行”。无论文殊的“慧”还是普贤的“行”，相对于佛果而言，都由于处在同样的“因”位而完全平等。“慧”和“行”的平等无高下，表明既要重义理探讨，也要重具体践行。一方面，作为佛果有不可言说、不可仿修、不可获得和不可亲证的性质；另一方面，由于“因成果自得”，那一切“不可”又通过文殊和普贤而转化为“可”。因此，文殊与普贤在本质上又与佛平等。
第三， 三智说明三者的关系。这是李通玄“三圣一体”说中最有特色的部分，是他的立论基础，他的大多数议论由此展开。李通玄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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