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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如来以方隅而显法，令启蒙者易解故，若不如是彰表令生信者，启蒙何托？有言之法，皆是托事以显像，故得意者，法像俱真也，言默皆契。[19]
这样，出自佛之口的《华严》只是一种方便施设，《华严》中的所有记述都是“世间法”，同于《周易》中的言和像，释经的过程即为“得意”的过程，也就是“搜玄”、“探玄”的过程。然而，在“得意”之后，又是“法像俱真”，从另一方面肯定了《华严》字字句句都蕴涵着真理。这与只讲“得意忘象”又有所不同。
李通玄在以《易》释华严过程中，望文生义的曲解、比附之处不少，这是他受到多方批评的重要原因。如他以离卦解释“南方”的同时，把“南无”一词中的“南”也当成指方位的“南”，大加发挥：
是故礼佛皆云南无，明南方虚无也。但虚无之理，是南方之义。……又南无者，为明正顺，正顺虚无之理，故号南无。[20]
以《易》解《华严》并非李通玄首创，此前华严学僧也是致力于吸收《周易》内容改造华严经学，把儒家思想纳入佛学。法藏解释善财童子“南”行时说：
其南有四义：一是正义，如指南之说等，表所向非耶故；二是背暗向明义，表舍障向理故；三是离增灭义，如日东出西没是增灭相，南离二边，表中道法界；四是生义，谓南主其阳，是其生义。[21]
法藏把“南”释为“正”、“明”、“生”、“阳”，明显是受了《周易》的影响，在吸收《周易》内容的基础上发挥本宗教义。
李通玄之后的澄观，对“南行”的解释基本承自法藏，但又增加了新内容，仅举其中一条：
二者，明义，表舍暗向智故。南方之明，万物相见，圣人南面听政，盖取于此。[22]
《周易·说卦传》解离卦时说：“离也者，明也，万物皆相见，南方之卦也。圣人南面而听天下，向明而治，盖取诸此也。”一望而知，澄观在法藏释文基础上所增加的部分，正是抄自《说卦传》的内容，只是个别字有改动。仔细对照，华严宗人的许多释经内容都和李通玄所述一样，是采自《周易》的。差别在于，华严宗人像避讳一样，并不明提该书，只是不声不响地将其中的内容搬进自己的著作。自然，这些都是次要问题，重要的是他们都和李通玄一样，把《华严》所述视为“托事显法”，“取像表法”，在搜探玄理的思想指导下改造华严经学，建立中国的华严理论。他们的释经方法，同于易学义理派的释经方法。
在李通玄的注释中，《华严》提到的佛菩萨和诸神 ，提到的名相、概念，大多数都与《周易》发生了关系。过多的牵强附会搭配，把佛学与儒学的融合变成了佛学与儒学的等同，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。但是，李通玄所明确的释经理论，既为改造华严经学说提供了新依据，又揭示了华严学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，表明华严学始终在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制约、诱导下发展演变。
四、三圣一体说
在树立佛菩萨信仰方面，李通玄以前的华严学僧有自己的独特学说。就法顺系而言，法顺劝人依经修普贤行；智俨主张“隐于文殊，独言贤普”；法藏在用“因果”概括华严教义时，专以普贤代表“因”而与佛“果”相对。李通玄提出“三圣一体”说，彻底改变了此系重普贤轻文殊的倾向，为以后华严宗人建立新的佛菩萨信仰体系开辟了道路。
李通玄不再专用“因果”说明佛菩萨之间的关系，也不再专用“因”指普贤，他提出了佛和文殊、普贤三位一体的崇拜对象格局。他在概括《华严》全经宗旨时说：
说此一部经之问答体用所乘之宗大意，总相具德有三：一佛，二文殊，三普贤。[23]
这是说，《华严》对佛菩萨诸种问答的形象描述，所要表达的根本宗旨，从总体而言是讲佛、文殊和普贤，这三者既是《华严》所树立的具体崇拜对象，也象征《华严》中所蕴涵的全部义理。
李通玄之所以提出这三者，首先出于适应修行的需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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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