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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智俨看来，“十”虽然是“圆数”，但是它既可以用来论述圆教教义，也可以用来论述不是圆教的教义。《璎珞本业经》虽然讲“十会”，运用“十”来论述教义，但它讲的“十”不具备“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”的圆教性质，是三乘教义中所使用的“十”。同样，不用十数，也是既能论述圆教教义，又能论述不是圆教的教义。对于三乘教的经典，使用不足十的数字论述教义，是让人逐一理解；对于圆教的经典，使用不足十的数字论述教义，是为了照顾素质低下的人，便于他们理解。用十数或用不足于十的数，具有相互对照显示一乘（即圆教，均专指《华严》教义）的作用。智俨所述自然都是为维护《华严》的独尊地位，但他认为同一种教义内容可以根据条件具有不同的表述形式，同一种形式可以在不同条件下表述不同的内容，作为形式的圆数与作为内容的圆教既有区别又有统一，等等，都比李通玄把圆数（“十”）与圆教（华严义理）简单等同更有说服力。
李通玄的“十处十会”之说，在此后的佛教界有褒有贬，《宋高僧传》卷二十二评论：或曰：李《论》中加乎十会，经且缺焉。依梵字生解，可非迷名耶？何长者说法之有！通曰：十会理有，宜俟后到之经[11]
《宋高僧传》作者认为“十会”之说有其合理因素
天台宗除反对李通玄的“十处十会”说外，主要站在本宗立场上，反对他贬抑《法华》的判教学说。《佛祖统纪》卷二十九说：用新译《华严经》造释论四十卷，其立论以十处十会盛谈法界，与藏法师（指法藏）疏旨不同。又以教主、请主等十别对胜《法华》，而不知《法华》是开权显实之谈，不识《华严》是兼别说圆之典，故多为吾宗所斥。[12]
这里的“教主”，指宣讲经典的佛，“请主”又称“请法主”，指请佛讲经的人。所谓“教主、请主等十别”，指李通玄在判教过程中对《法华》和《华严》所作的十个方面的比较。而关于《法华》的评价，正是李通玄判教与法藏判教的一个重要区别。
李通玄指出，他通过“参详”“藏法师等前诸大德”的理论，认为：
《法华经》引权器以归真；《华严》者，顿大根而直受。虽一乘名合，法事略同，论其轨范，多有差殊。
法藏推崇《法华经》，称其为“同教一乘”，地位仅次于被称为“别教一乘”的《华严经》。虽有“同教”、“别教”的区分，但他们同属“一乘”。李通玄在承认两经“一乘名同”的同时，重点找他们的“差殊”。他“略举十门，用知纲目”。“十门”也就是“十别”，其中，“教主别”列为十别之首。李通玄认为：此《法华经》即是化身佛说……如《华严经》则不然，教主则是毗卢遮那为教主者，即是法报理智真身。[13]这就是说，《法华经》是方便之谈，《华严经》是真实之理。“请法主之别”列在十别第四位。李通玄认为：说《法华经》 时，请法主者是舍利弗，以为劝请之首；说《华严经》时，佛令文殊、普贤随位菩萨各自说自位法门，为说法首……文殊、普贤，表因位可说，说佛果法，示悟众生。[14]舍利弗是小乘阿罗汉，只是听佛讲经；文殊、普贤是大乘菩萨，不是听佛讲经，而是自己讲佛法，孰优孰劣，自然很清楚。这些说法，都是为了贬抑《法华经》，指出它虽与《华严》同享“一乘”之名，但相差很远。
李通玄的判教是“十宗十教”，不同于华严宗法藏的“五教十宗”的名目。李通玄在“依教分宗”时说：已上分宗，皆是乘前先德所立宗旨，设有小分，增减不同，为见解各别。大义名目，亦多相似。[15]
通过评判佛教各派学说抬高本宗所尊奉的经典，进而抬高本宗的地位，对李通玄来说，的确没有必要。他的判教内容对其学说构成也没有重要影响。不过，相对于法藏的判教言，他贬抑《法华》的倾向还是明显的。在“十教”判释中，《法华》列在《华严》、《涅槃》之后；在“十宗”判释中，《法华》列在《华严》、《涅槃》和《大集经》之后。然而，《法华》、《涅槃》同属有宗系统经典，学说无实质性差异，孰先孰后，并不反映李通玄的佛学思想有什么变化。天台宗人对李通玄的批评，主要还是从维护本宗利益角度提出来的，并不涉及有理论性质的义理之争。而在李通玄方面，宗派意识是很淡薄的，他贬抑《法华》的主要原因，不过是针对法藏“同教一乘”之说提出一点小分别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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