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、关河传承
三论宗最初是由罗什法师在长安逍遥圆所译的《中论》、《百论》、《十二门论》等三部论为基础开始形成与弘扬。因此,将罗什法师及其弟子僧肇等人在长安的弘传时期称为“关河”时期。中国佛教在这段时期主要是以翻译经典为主,所以三论宗在这段时期也主重在翻译,至于著疏与讲说之人比较少。虽然与之译经事业相比较三论宗此时在弘讲方面不多,但三论宗此时在关内的弘讲并不是没有,罗什门下弟子众多,其中大多数皆是弘扬般若学者,如昙影、道融、僧叡、僧导、僧肇、道生等人影响最大。昙影曾注《中论》并撰《中论序》,强调“以真谛故无有,俗谛故无无”来会通二谛之说,阐述中道实相的三论思想理论。道融与罗什译《中论》以后就开始讲解剖析文句,与僧叡是讲习三论学的最早的人物。僧叡同罗什译《百论》之后开始讲解并撰《百论序》,对于三论宗在中国的传播有具大贡献,在中国三论宗的发展历史上与僧肇齐名。僧导著述有《三论义疏》、《空有二谛论》等,对三论宗的发展也有很大贡献。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僧肇,其代表著作是《肇论》,《肇论》的思想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部三论学专著,其思想理论对三论宗后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。道生可以说是罗什门下最早在南方弘扬中观学的人物,虽然后来专弘于《涅槃》的佛性论思想,但对三论宗的发展也有不可泯灭的贡献。并且罗什本人也对三论宗作了不少专著,如《大乘大义章》等,对后来三论宗的发展都具有很大影响。
综观上述,说明三论宗于东晋时期在关内长安已经有很大影响,由于当时罗什弘扬三论时正值“玄学”盛行时期,所以当时讲说“般若”的学者皆以玄学的“虚无”来格义解释般若之“空”义。罗什翻译《般若经》等三论著作之后,对当时的道安等“六家七宗”的般若学给予了严厉的批评,说明了佛教般若“空”不同于玄学“无”,般若“空”是表示自性空,而不否定事物的缘起有;而玄学“无”是对事物现象上的否定,认为一切万物皆是虚无根本不存在。因此,二者之间有严格区别和不同,玄学是属于唯心学而般若是属于缘起论,力求破除人们在思想上的执见,来悟入诸法实相。正由于玄学的影响三论宗当时在关内的传播时隐时显,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性学说,直到后来高丽僧朗来关内传三论学于南方,经僧诠、法朗等人的宣传,到吉藏时才形成完整的三论宗学说体系。
2、摄山传承
在南方本来盛行成实,齐建元元年(公元479年)有高丽僧朗[4]]从北方关内学习三论,此时来到南方住摄山草堂寺弘讲三论,破斥“成实”为小乘,使三论宗能在南方得以弘传,僧朗被推为三论宗在中国传承之第三祖。梁武帝敬其精通大乘佛法,曾派遣十人从僧朗受学三论,唯僧诠[5]得其法要,继承僧朗之法统,为三论宗在中国传承之第四祖。僧诠门下有四大弟子被称为“诠公四友”,有“四句朗,领悟辩,文章勇,得意布”之称。从此之后三论宗走出山林而入城邑,为三论宗在南方的弘传奠定了基础。
栖霞慧布,发愿“誓不讲说,护持为务”曾北游齐国,亲近禅门。于栖霞请禅师保恭立禅众,使得摄山学风大变。慧布注重于无得正观之实证,喜悦修禅,所以时人谓之“得意布”。长干玄辩,领悟僧诠之法要“中假义”[6]与法朗见解有异,住长干寺讲说三论,吉藏大师称为“中假师”。禅众慧勇,住大禅众寺,一十八载讲说三论思想。名声极大,讲说相续不断,故人称“文章勇”。但因为慧布注重实证,接近禅宗。勇、辩二师,所传不盛。所以,能承山中师僧诠之法派者唯法朗一人,被列为中国三论宗之第五祖。法朗门下人才济济,被称为“朗门二十五哲”,西至巴蜀,南极吴越,北到河北。当时三论一派风靡华夏者,莫非兴皇门下之学士,三论宗成为一时之盛况。
法朗门下虽然弟子众多,而吉藏唯传三论之法派,被列为中国三论宗之第六祖。吉藏门下学人更多,但杰出者有五人,被称为“藏门五英”。使三论法派不仅遍布全国,而且远涉海外,东渡日本。但终于因为天台、华严、法相等宗派的相继兴起,使三论法门逐渐冷落,而走向了衰败。尽管有后起的元康、道亮、澄观等人重新振兴三论法派,但仍然还是退出了中国佛教历史舞台。三论宗自唐“会昌法难”以后,在中国几乎灭亡。今天中国之三论是民国时期杨仁山居士从日本传来。创办南京金陵刻经处,将吉藏大师佚失于日本的三论典籍,重新刻印流通,由此三论之法派才能在中国复兴流传于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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