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内容提要】吉藏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义学大师，关于《法华经》的著述现存三十余卷。对于著作先后顺序有印顺法师和杨惠南先生的不同观点，本文通过原著阅读和文中相关信息的梳理，基本确定了现存吉藏《法华》著作的先后顺序，并指出印顺法师忽略《义疏》和《玄论》有相互引证的事实，以及《玄论》是作于长安，而非法师认为的江南。通过文本对比和时间估算，指出杨先生在文本关系上的误解。
一、 藏经版本
吉藏的二十七部著作中，有二十二部是不见于清《龙藏》以前的藏经和经籍目录。关于法华的五部著作，自然也不见其原貌。而这五部著作均载于日本编修的《大正藏》和《卍字续藏》中：
《法华义疏》十二卷，《大正藏》卷34,《卍字续藏》册42。
《法华玄论》十卷，《大正藏》卷34,《卍字续藏》册42。
《法华统略》六卷，《卍字续藏》册43。
《法华游意》一卷或二卷，《大正藏》卷34,《卍字续藏》册42。
《法华论疏》三卷，《大正藏》卷40，《卍字续藏》册74。
据《大正藏勘同录》载：
（1）《法华玄论》的底本是，日本天和三年（1683）刊，存宗教大学（无校本）。
（2）《法华游意》镰仓时代（1185—1333年）的写本，宝寿院藏（原本）。建长四年（1252年）圣宇刊仁和寺藏（校本）
（3）《法华义疏》永仁元年（1293）至三年（1295）僧素庆等刊，宝寿院藏（原本）。镰仓时代（1185—1333年）的写本，圣语藏本。（校本）元禄十二年（1699）刊，宗教大学藏（校本）。
（4）《法华经论疏》存《大正藏》第40册。药师寺藏（原本）。圣语藏，名写经第43号，存一卷、卷中（校本）。正德四年（1714）刊，正仓院御物圣语藏一切经目录(中载此书名）.[1]
吉藏的大部分著述早在“会昌法难”以后,就已湮没无闻。直至清末，由杨仁山居士从日本取回，但未及刊刻。后来由北京刻经处、天津刻经处刊刻,有《法华玄论》和《法华游意》二种。对于《法华玄论》的刊刻过程，跋文中说：
吉藏隋开皇时居会稽之嘉祥寺（夹注小字：仁寿初年召入京师）是为嘉祥大师。《续高僧传》称其讲三论一百余遍，《法华》三百余遍。并著玄疏盛流於世，盖在唐时，天台大师之《玄义》、《文句》犹未大显，学法华者多宗嘉祥。自唐季会昌之厄，诸宗典籍悉遭燬失。吴越忠懿王求天台宗教典於新罗，于是法华《玄义》、《文句》复归中土，而嘉祥章疏皆佚不传，盖千有余年。兹矣有清季年，石埭杨仁山居士，求古德遗著於日本，嘉祥法华疏见於彼国续藏者，为法华《玄论》十卷、《义疏》十二卷（夹注小字：今以经文合疏厘为三十卷）《游意》一卷、《统略》六卷、《论疏》三卷。杨居士尝欲刻之而未遑也。近岁同人创设北京刻经处，《法华义疏》已付手工。[2]
在《法华玄论》卷十有二则跋文，一则署名是庄蕴宽，一则是屈映光。上文是庄蕴宽所作。他将吉藏法华著作的流传、散佚、取回及刊刻过程大致勾勒出来。实际上，刊刻《法华玄论》的出资者是屈映光。[3]
屈映光的跋文中说：他因为母亲“潘太君”临终的遗诫而奉佛护法。他在民国十年经过上海，与丁桂樵、张云雷见面，深受他们精诚研道所感染。其后在北京遇到庄思缄和徐蔚如，提倡设刊北京刻经处。于是广搜遗乘，大振玄风，真文秘藏，一时并显。因为《法华》“精诠奥谛……嘉祥大师所著法华论疏，盛行唐时，最为世所宗尚。会昌之厄，存本多毁……近世始从日本经藏转录还国于是千载遗文复归故土。今法华义疏已经同人集资付印。尚有玄论若干卷未可鑴行云云，映光获此缘会，欢喜鼓舞，亟承慈愿，力任剞劂，计值布金……中华民国十有一年五月吉日临海屈映光谨跋。[4]
这段刊刻因缘虽然无奇，但对于吉藏法华著作已无闻故土千有余年，能够再次流传于世，后人得以研习，则是千古功德。
另，刻经处为了消解人们对吉藏著作中，没有讨论天台家法华观点的疑虑时说：
又师以开皇十七年七月疏请天台智者大师讲《法华经》未赴，智者即於是年十一月入寂。方是时，灌顶笔受之文，未行於世。故嘉祥疏论，博采众说，而於天台家言，独付阙如，阅者愿无疑焉。北京刻经处识。”[5]
然而，吉藏著作中虽没见到对智者大师法华观点的介绍和批判，但也并非一无所闻。在《法华义疏》卷二，即列举“顗禅师”判法华会上的听众有四种，即“影响、发起、禀教、结缘”。
《法华游意》是在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刊刻完成，地点是天津刻经处。发起人是周言雍，他为了“先母丁夫人敬刻此经回向极乐国土，功德庄严”并“愿法界众生，咸获斯福”。但这个本子在卷末有脱文漏刻之处。《法华游意》天津刻经处本卷下，第二十三页背面，至“当别寻经目录也”下，无以下五十二字。对照《大正藏》第三十四册所载，补录如下：
然晋有前后。昔有江右名为西晋。此经犹居外国自从元王度江左称为东晋。至晋安帝义熙中此经始度。然此经度江将三百年矣。[6]
随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