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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、《义疏》的更正。吉藏虽然将以前的“疏记零落”，但他在撰写《玄论》的时候，并不是无所凭据。所以出现《义疏》与《玄论》相互引证的情况。这一点，可以从《义疏》中，屡次出现的“长安”一词看出。据《义疏》卷四载“木樒者，形似白檀微有香气，长安亲见之。”[29]《义疏》卷七“商估价人者，商估，谓行商。坐估，谓卖物人也。价人，谓买物人也。此长安地，呼买为贾。不必依書典也。” [30]既然明显标出“长安亲见之”、“此长安地，呼买为贾”。可见，《义疏》于长安更定过。《义疏》既然是在江南所作，吉藏那时并未到过长安。出现“长安”字样，唯一的解释就是：吉藏后来更定过旧说。而吉藏解释《法华》的更定情况也不是没有。比如在《统略》之初，就交代与旧本不同之处，“全废旧通，用今新意”、“昔言隐昧，今则显明”、“新旧两用，可适时而说”、“改旧分章，依今科约”；并且很真实、严谨的说他对法华的理解是不断透彻的。“余讲多遍，於此一句，时闇时明”、“余昔不观前后，依旧通文多谬”、“昔虽诵讲，常怢怢其言。”[31]
第四、考察《义疏》与《玄论》的体例。《义疏》是就经文逐句分析，把讨论的问题，蕴含其中，没有作特别突出的处理。《玄论》则是，以法华的基本问题为主的一篇论文。首先标出论题，再进行举例、分析，尤其是对所批判的对象案语明白。这一点符合吉藏第二次整理法华疏记 “录其要用” 的用意。
第五、《玄论》卷一中吉藏对《法华》的流传时间做了简单的计算：
然晋有前后，昔在江右名为西晋，得五十二年。此经犹在外国。自元王渡江左，称为东晋。至晋安帝义熙中，此经始度。然宋得六十年，齐得二十三年，梁得四十四年，合二百二十九年。从梁至今五十年将三百年矣。[32]
《玄论》的计算数目，前后表述有倒置的现象。“52＋60＋23＋44＋50=229”近三百年。按照吉藏的推算，南朝梁代的结束时间是557年，再加上“至今五十年”即是607年。《玄论》的写作时间大致可以定位在大业三年，607年左右，而杨惠南界定《玄论》的写作时间在597年之前[33] 的观点，在时间计算上明显有误。
依据以上五个理由，可以确定《义疏》早于《玄论》，并且《玄论》是作于长安不是江南。
关于《游意》的时间，本文同意杨惠南根据《游意》卷末提供的信息，判定《游意》是在吉藏圆寂前几个月所作的结论。
结论
根据上述文分析，本文得出的结论是：吉藏的《法华》著作中《义疏》与《玄论》有相互引证的情况。这是因为《义疏》曾经“零落”过，在吉藏“录其要用”时，根据《义疏》出《玄论》，并且对《义疏》的某些说法，做过更定。其次是，吉藏因为“更有异闻”便根据《义疏》和《玄论》“撰录大宗”复为三卷本的《统略》，三疏已出，但仍未对他特别引用的《法华论》作注释，故而“今具释之，使经论焕然可领”，《论疏》居三疏之后。再根据此意而推定《游意》是吉藏现存《法华》著作所最后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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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