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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爱惜物命，放生的善举，儒家圣贤君子，早已有之。也正说明了放生习俗在中国文化具有深厚的思想背景。
然自佛教传入东土以来，人们对于佛法的认识，除了受僧侣的弘扬与其自身行为影响之外，具体接触并了知佛法的思想乃是来自于佛典。公元一世纪初，佛法传入中国，约在东汉桓帝建和元年时（147），开始陆续有佛经翻译出来，而有关放生救护之法的佛典，如《六度集经》、《梵网经》、《杂宝藏经》、《金光明经》等，也在译经初期逐渐传译出来。如《六度集经》卷三亦记载，往昔佛为大理家时，见观市睹人卖鳖，以百万价赎之放生之事。[9]又，《杂宝藏经•沙弥救蚁子水灾得长命报缘》卷四记载，一沙弥见众蚁子，随水漂流，命将欲绝，遂心生慈悲，自脱袈裟，盛土堰水，而取蚁子，置高燥处，遂悉得活。沙弥以此因缘，得延命之果报。[10]此外，《金光明经•流水长者品》卷四记载，流水长者子不忍鱼为日所曝，乃求其国王，与以二十大象，暂往负水，济彼鱼命，王允其请。长者子乃及请二子，至象厩中，随意取二十大象，又从酒家多借皮囊，往决水处，以囊盛水，象负至池，泻至池中，水即弥满，还复如故。流水长者子救起濒死之鱼，予之水、食，为其解说大乘经典，诸鱼闻经后，皆生忉利天。[11]
其中《梵网经》和《金光明经》影响最具，随着此二部经的译出与流行，放生活动渐作为奉佛修行的一部分，时有举行。如：梁武帝，勅太医不得以生类为药，郊庙牲牷，皆代以面，宗庙用蔬果。[12]梁武帝曾先后颁布“断酒肉文”、“论酒肉敕”、“喝断肉律”、“禁牺牲文”等诏令。既用佛教戒律，又用强制的行政命令，禁止食用酒肉，甚至不许用畜禽作为祭祀用品，这对护生有极大的帮助。又，北魏献文，勅祭天地宗社勿用牲，岁活七万五千牲命；[13]北齐文宣帝高洋皈依佛门，从僧稠禅师(480—560)受菩萨戒，并“永不食肉，尽停鹰犬伤生之具及境内屠杀”。[14]可见，自东晋末年至南北朝，在佛教的影响下，戒杀护生放生的观念逐渐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。佛教的“放生”已开始出现，并渐渐流行开来，上自皇帝，下至百姓，佛教徒中皆不乏好之者。
不过，中国初期的佛教“放生”更多是是建立在“戒杀护生”的思想上，只能说是个人慈心善举的一种表达，基本上属于个人行为，并末能形成有一定规模和组织性的。直至天台智者大师，中国方始有大规模并且有组织和系统性的放生。如宋•志磐《佛祖统纪》卷三十三中云：“《（金）光明经》述流水长者救鱼十千天子报德，此（放生）缘起也；智者买断簄梁，悉罢江上采捕，此（放生）立法也；赴计诩狱中之难，报修禅堂上之恩，此（放生）显验也。”[15]智者居天台山时，为令临海居民莫以捕鱼杀生为业，曾自舍身衣，并劝募众人购置放生池，此为设放生池放生之始；复传授池中族类“三皈戒”，为彼等说《金光明经》、《法华经》等，以结法缘，从而开天台放生会之滥觞。此后即盛行不衰，在今日之佛教界，仍然风行。
由上可知，中国早期佛教放生思想的形成，既有佛教戒杀护生的思想根源，同时亦受到儒家好生思想的推动。但是，佛教放生之精神内涵重在“法食两施”，此也是有别于儒家的“好生之德，放生之举”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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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