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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、对放生会及制定放生仪规的影响
赎取被捕之鱼、鸟等诸禽畜，再放于池沼、山野，称为放生；而为放生举行放生仪式的法会，称为放生会。[42]最初，佛制比丘贮放生器，日常罗漉水囊之生类容之，以放之于泉池河水。未有放生会之事。至天台智者制天台山海曲为放生池，使海上渔人放鱼介于此。放之当为授三归戒，说大法以结法缘。盖取《金光明经》所说流水长者救生之事缘也。是为放生会之滥觞。其后，於宋天禧三年（1020），天台宗遵式奏请以杭州西湖为放生池，自制“放生慈济法门”，于每年四月八日举行放生会，为天子祝圣。另，天圣三年（1025），四明知礼亦奏请永久成立南湖放生池之佛生日放生会，并撰《放生文》以定其仪规。如《佛祖统纪》卷十二中记载：“法师智环，学于法智，杨文公劝法智止其焚躯，作书与慈云，令师往劝住世。法智（四明智礼）建放生会，请枢密刘筠撰碑记述。师迭书催之，遂得成文。”[43]又，刘筠《敕延庆院放生池碑铭并序》中载：“每岁以佛生之旦，众大和会，浮泛彩鹢，演畅竺坟，寤流水之胜缘。识衔珠之善报，莫不竞持诡类，咸造碕浔，纵之于波，快哉共叹。……”[44]至此天台之慈云、四明将放生会盛行之，并制定系统的放生仪规。
为放生物念诵经咒以祈乘力往生的仪式，始自于天台智者大师。《释门正统》中云：
智者甞剏放生池于海涯，当其放之也，则为授归戒、说大法，然后纵之海中，圉圉洋洋得其所也，而不知日活几千万亿乎！智者没，至唐末，中国台道渐息，而海东诸国极炽。忠法师谓智者缘在此方，而道敷于海东者，此必放生诸鱼所致耳！闻者莫不笑之，以余观之，其语若诞，教理有凭，流水十千天子，即脱鱼报，岂非此乎！中兴以来，祥开延庆，化广葛川，金塘大堤，歌于刘礼部之颂溍浔渌浦，酬于王丞相之恩。故《教行录》、《金园集》各有放生仪轨。[45]
对于，放生仪规的制定，当初智者大师以“虽未有具体的放生仪规，但是其放生的基本定式，即是依照《金光明经》中救生之事缘，“放之当为授三归戒，说大法以结法缘。”（见上文）这对后来宋代的遵式、知礼等天台大师为放生而制定的“放生仪规”都有着一定的影响。如慈云之《金园集》、四明之《教行录》，各有放生之仪轨。[46]此后，放生习俗彻底佛教化了，并经久不衰。
因此，现在通行的《放生仪规》，即是依据《金光明经•流水长者子品》的大意编撰的。其放生仪规基本分为：“洒净颂偈、说三皈依、放生发愿”三个部分。而放生仪规的制定也为中国佛教的放生制度作出又一贡献。
五、对当前佛教界放生现象的思考
放生的本意是爱护生命，而一但我们行为本身的后果不能够符合本意，甚至与本意相悖时，那么其行为就值得商榷了。放生既源于中国古代民俗，又有佛教经典的依据，因此放生在中国民间和佛教界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。一般说来，放生寄托着深厚的佛教意蕴，因而是十分庄严的，但在其传播过程中亦出现了一些与放生原旨不符的流弊。比如，在放生过程中出现重虚文而不重实质的现象；又有，因为被放生的动物是由一些商人所提供，商人又是向其他鸟兽商或猎人取得货源，故放生多少有被沦为具有规模性的商业活动了。而在获得货源的过程中，本地及外来物种都有可能被当作放生物，这不但与爱护生命的本意相违背，更会间接破坏了生态网的平衡。同时，对于放生地点的选择，放生时的仪规都存在着许多的问题。因此，面对当前佛教界放生的种种流弊应值得我们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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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喜